是嘉兴近代工业的先驱之一，与嘉兴民丰造纸厂、嘉兴绢纺厂并称嘉兴三大近代工业遗产，其86年的兴衰历程，既是嘉兴纺织工业的发展史，更是中国民族工业在时代浪潮中挣扎、崛起与沉浮的缩影，承载着几代嘉兴人的工业记忆与家国情怀。

　　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5月，浙江军政府与嘉兴军政分府面对财政紧张、百废待兴的局面，提出兴办实业、增加税收，缓解财政压力之政策，嘉兴商人鲍耕云在军政分府的支持下合股创办了培利布厂。

　　工厂运作采用“官督商办”之模式——商人出资、政府委派官员管理，选址于西河街（今嘉兴解放路春波桥北约150米处），工厂紧邻大运河，水路运输便捷。自明清以来，这里就是嘉兴城外最繁华的工商业街区之一。培利布厂的选址落户，更增添了一层繁华的气息。

　　布厂当年建成，11月正式投产，初期规模约90名工人，配备50台手拉木机，主打红、蓝条平布，每疋布长约14米，年产量在14万米左右。产品主要销往嘉兴城区及王店、新塍、桐乡、乌镇等周边地区，因产品质量好，上市后广受好评。

　　同时凭借“官督商办”的官方背景，布厂还获得政府批准1913年11月至1914年11月的免捐政策，开局形势向好，成为嘉兴近代机器纺织工业的开端。

　　好景不长，一战爆发后，受北洋军阀割据的影响，政局动荡、金融阻滞、商业凋零，布厂产品销售不畅、融资困难，加之“官督商办”模式的弊端凸显——政府委派管理者不懂经营、技术，还存在着挪用贪污问题，企业经营迅速下滑，不久便停机停产，工人失业。

　　为挽救企业，官方、商会、投资人三方集议，决定集资2万圆重启生产，同时将经营模式改为“官商合办”（政府与私人共同入股、共担盈亏），并改厂名为“嘉兴工厂”，但仅一年后，因形势未改，企业仍难以为继，创始人鲍耕云于1915年底撤资退出。

　　1916年初，本地绅商高仲莱、蒋莱僊接办企业，改名嘉禾布厂，脱离官方参与，为纯民族资本经营。增加生产品种，注册“月兔”“双兔”商标。扩大生产规模，增购铁机160台，产品从单一平布拓展至线呢、哔叽等品类，提高经营水平，逐步站稳市场。

　　1924年由于受“齐卢之战”的影响，企业一度停产，不久恢复。由于政局的不稳，外货的冲击，工厂经营维艰。此时又发生工厂经营款被骗子冒领，经营陷入困境。不久，高、蒋退出股份，工厂再次易手，由禇杏轩、鲍介子接手。他们增资十万，一度使工厂兴起。然而第一次淞沪之战爆发后，企业再度陷入危机。褚、鲍在报上刊出“出盘”广告，但无人接手。

　　1937年11月日寇侵占嘉兴，厂房遭日军轰炸，生产被迫中断；不久汉奸组织“大民会”成立，工厂被汉奸朱尚文控制，改名“利济布厂”，沦为日寇“以战养战”的工具，替日军生产军需物资，民族工业陷入屈辱的生存困境。

　　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，工厂复名嘉禾布厂，但历经战乱破坏，设备损毁严重，加之战后国民政府统治下经济凋敝，企业经营举步维艰，只能勉强维持运转，至1949年企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。

　　1949年5月嘉兴解放，新政权的建立为民族工业发展带来曙光，嘉禾布厂17名老工人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，成立复厂厂委员会，自筹资金、修复设备，全力恢复生产，延续纺织工业火种。

　　1951年，响应国家公私合营政策，成为嘉兴最早复厂、最早进入公私合营的工厂之一。并响应采纳张澄秋副市长建议，将工厂正式更名为“嘉兴南湖染织厂”。

　　1956年转为国营企业，成为嘉兴民族纺织工业的支柱，主打被单布（斜纹）、彩格绒布、蚊帐布等民生产品，年产量提升至200万米，产品供应嘉兴及周边地区，满足民众基本衣着需求，工厂规模逐步扩大，职工数量稳步增长。

　　南湖染织厂持续推进技术升级与厂房扩建，摆脱早期落后的生产模式。1965年工厂扩建1200㎡新车间，缓解生产场地紧张问题；1980年，新建三层仓库及漂染车间，完善生产链条，设备从传统手推织机、铁木机逐步升级为1511提花织机、丰田自动织机，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高，产品的质量更趋稳定。

　　这一阶段，工厂技术、设备的升级，人才的培养，企业文化的形成，南湖染织厂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。一批市、省、国家级劳动模范的涌现，其中吴金宝、胡林寳、李莲寳被誉为“南布三寳”（待考证），成为职工群体的精神标杆，引领工厂形成严务实的生产氛围。

　　1978年国家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后，南湖染织厂抓住机遇拓展海外市场，将纯棉绒布传统产品推向海外市场。凭借优良的工艺、新颕的花色，可靠的品质，产品远销欧美30余个国家和地区。

　　1980年“娃娃牌”“四方牌”产品获纺织部高品质的产品认证，成为嘉兴乃至浙江省纺织行业的标杆品牌，工厂从地方民生企业逐步向出口导向型企业 转型，为后续的巅峰发展奠定基础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南湖染织厂乘势而上，开启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之路。1984年，整合海盐、乌镇、屠甸三家布厂，组建嘉兴南湖色织总厂，南湖染织厂作为有突出贡献的公司，主导生产与与市场开拓；1987年，进一步组建嘉兴首家企业集团——嘉兴色织集团，成为浙江色织布外销专业厂家。行业影响力辐射全省乃至全国。

　　1988年，工厂迎来发展巅峰：产品获自营出口权，色织布外销率超85%，部分年份达90%以上，产品远销英、美、澳大利亚、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；年产值突破1129万元，创近500万美元，职工人数增至1300余人，成为嘉兴的工业支柱与创汇大户。

　　还开创嘉兴工业公司直接融资先河，发行300万元企业债券，期限3年，年利率10.5%，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与后劲。 彼时的解放路，每到上下班时段，自行车铃声、工人吆喝声交织，南湖染织厂与其他五大企业一样，上下班门口人流密集，成为嘉兴工业繁荣的标志性场景之一，工厂职工也因稳定的收入、良好的福利，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企业之一。

　　巅峰过后，工厂开始陷入盲目扩张的误区。1991年工厂贷款5000万元，将在市区解放路49号老厂区迁至二环北路3200号新厂区，同时花费重金引进32台意大利无梭喷气织机，试图通过扩大产能、升级设备，进一步抢占市场。

　　一是技术消化不足，进口设备操作复杂，职工技能难以快速适配，导致设备产能长期闲置，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；

　　二是管理模式僵化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管理体系难以适应市场化竞争，限于企业决策层的决策效率低下、内部管理松散；

　　三是人才流失加剧。高新设备的引进，却无一高素质技术人才的匹配起用，此现状导致技术管理层的人心散失。

　　随着民营纺织企业崛起，市场经济的繁荣，企业核心技术、管理人才流失，使企业技术与管理能力严重下滑，为后续的企业亏损衰落埋下隐患。

　　1990年代后期，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化，民营纺织企业、外资企业竞争加剧，加之工厂前期盲目扩张，导致债务高砌、产能闲置，经营效益逐年滑坡，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，只能艰难维持生存。

　　1998年7月工厂破产改制。此后引入外商收购， 转型为“洋帅纺织”。但在改制过程中 因部分处在高端的技术、管理层人员的切身利益未能得到一定效果保障，人才再度流失，导致企业凝聚力彻底瓦解，管理与市场衔接问题仍未解决等，最终未能扭转亏损局面。企业面临再次破产。

　　此时，由1991年辞职离厂在外经商的原厂技术科工程师沈洪林个人出资，盘下企业。从此进入了另一个发展期——吉力股份有限公司——一个非公有制企业春天的到来，这个歴经86年风雨，见证嘉兴近代工业兴兴衰的老牌色织企业，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，为公有制时代嘉兴纺织工业的历史进程画上了句号。

　　南湖染织厂虽已破产，但它承载的工业记忆与奋斗精神，始终镌刻在老职工与嘉兴人的心中。

　　2024年4月20日，近500名南湖染织厂老职工齐聚一堂，共忆建厂岁月，唤醒集体工业记忆。现场捐赠老照片、工作证、棉纺织杂志、产品工艺笔记、产品小样、历史文献及实物达数百件。

　　由原厂工程师沈洪林发起牵头，筹建“嘉禾1912”厂史陈列馆，以民间纪念馆的形式，展示从培利布厂到嘉禾布厂，再到南湖染织厂的百年工业遗产文化，让这段历史的记忆继续传承下去。

　　作为嘉兴近代工业的“老大哥”，南湖染织厂的百年风云留下深刻启示：民族工业的发展既要抓住时代机遇，更需规避盲目扩张带来的的风险；技术设备的升级需与管理创新、人才教育培训相匹配，才能真正转化为竞争力；市场化转型中，既要适应市场变化，还要兼顾职工权益与企业凝聚力。

　　笔者曾在该厂工作生活过16年，把一生中最青春美好的时光留给了企业。在我调离的时候企业正值巅峰时期……

　　现在，对它最美好的奉献就是把曾经的辉与衰落写出来——嘉兴南湖染织厂以机器轰鸣声为序曲，以拍卖落槌声为终章，百年风云折射出民族纺织工业从“萌芽——抗争——振兴——衰落——转型”之轨迹，其遗存文化可以让我们记忆与展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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